作者 ｜ 溫才妃

望著即將出版的總結(jié)書，中國科學院數(shù)學與系統(tǒng)科學研究院博士尋其鋒仿佛回到了自己的本科時代。

為了更好地幫助同學們理解數(shù)學中的概念，他在課后洋洋灑灑地記了三大本總結(jié)書，而這三大本總結(jié)書又幫助他順利通過了中科院的保研考試。

那是一場“風格迥異”的考試，總共5道題，許多人一道題都沒答對，尋其鋒也只是答對了一道有關(guān)微積分的題目。

考前同學們紛紛刷題，唯有他在一遍遍翻筆記?！氨M管當時也不知道這樣備考是否合適”，但“重視概念而非技巧”是自己一貫的學習風格。

而這一次，他“押”對了。

新學期伊始，一場關(guān)于做筆記的線上討論在尋其鋒的本科老師、首都師范大學數(shù)學系教授王永暉主持下進行。討論之外，有關(guān)記筆記的重要性，也被越來越多的高校教師提及。

只是做筆記人人都會，要想讓筆記發(fā)揮最大效應，都有哪些門道呢？

缺乏筆記傳統(tǒng)

筆記的“重災區(qū)”在哪里？

“一些文科課程中學生不做筆記、靠臨考前兩周復印他人筆記突擊過關(guān)的情況，十多年前如此，現(xiàn)在依然存在。”聊城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副教授宋東清說。

天津師范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王樹義給大二本科生開設(shè)翻轉(zhuǎn)課堂。

開課前，他要求學生先看視頻，再以筆記的形式有針對性地提煉重點，課上進行問答與訓練。

但是，“部分學生抓不住重點，甚至應付了事，只是簡單抄錄視頻內(nèi)容，就上交了筆記”。

而在大三前沿課的講授中，王樹義發(fā)現(xiàn)問題更加明顯，整堂課下來學生認為新穎有趣，但真正動手做筆記的卻不到20%。

疫情期間的線上教學也加劇了做筆記的窘境。寧波工程學院經(jīng)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莫群俐在一項“疫情前后大學生課堂筆記狀況”的調(diào)查中發(fā)現(xiàn)，疫情前21.35%的學生很少或不記筆記，疫情期間很少或不記筆記的學生則高達36.77%。

大學生承認做筆記很重要，但為什么不愿意做筆記？其實道理并不復雜。王永暉表示，關(guān)鍵在于“想不想”——非勤學之人不愿意做筆記，靠臨考前抱佛腳也可通過考試；聰明的學生認為不需要做筆記，靠聰慧也能考高分。

王樹義則認為，還有“會不會”的問題。

“在數(shù)字化時代，一些學生過分依賴技術(shù)，認為把筆記拍下來、抄下來就可以‘落袋為安’，但知識并沒有入腦，看似很認真，其實無效，頂多起到心理安慰作用?！?/p>

在記者采訪時，受訪者紛紛指出，做筆記存在“過猶不及”的現(xiàn)象。

“學生根本搞不清自己的懂與不懂之處，索性在課堂上全盤照抄。這樣做的結(jié)果是，注意力都花在抄筆記上，根本無法跟上教師的思路，而在課后又疏于整理，導致舍本逐末。”

華羅庚、錢鐘書等老一輩學人都是做筆記的典范。為什么到了如今做筆記反而變得“稀缺”？

“不得不承認，電子化時代給筆記的記錄方式帶來了變革。但也使一些好的學習方法在時代發(fā)展中‘斷代’，尤其是在‘文革’結(jié)束后課堂普遍存在照本宣科的現(xiàn)象，并延續(xù)了相當長一段時間?！蓖跤罆熣f。

他以數(shù)學為例指出，西方的數(shù)學教育非常重視筆記，德國物理學家馬克斯·波恩曾在傳記中提到自己九歲做筆記的故事。而在中國并沒有形成良好的筆記傳統(tǒng)，一些家長不記筆記，也影響了下一代不做筆記。在基礎(chǔ)教育中，盡管也有不少人倡導筆記，但更多的是形式主義，強調(diào)美觀并不重視筆記規(guī)范和形式；甚至把“經(jīng)”念“歪”了，一些中學教師讓學生在數(shù)學課上照抄筆記，硬生生地把“數(shù)學課”變成了“語文課”。如此做筆記，也讓學生在進入大學后對此產(chǎn)生了抵觸。

為什么要做筆記

很多人都知道做筆記可以整理思路、抓取重點、方便復習，但從某個角度來看，做不做筆記卻是“目的驅(qū)動”。

“有目的才會促使學生認真做好筆記?！蓖跤罆煾嬖V《中國科學報》。

他曾多年調(diào)研本校數(shù)學系學生考研意愿，從中發(fā)現(xiàn)大一、大二時有70%的學生有考研意愿，而到了大三、大四只有30%的學生能真正考上。

“其區(qū)別主要在于筆記意識?！蓖跤罆熃忉尩溃瑢W生大一、大二有考研意愿，通常會認真做筆記。

反之，不認真做筆記，到了考研備考階段，學生就會產(chǎn)生“被逼復習”的心理障礙——書本知識大一已學過，但當時沒有吃透，其內(nèi)容對他們來說“既是新的又是舊的”。

最后的結(jié)果是，大一沒學好的學生，大四基本上考不上研究生。

嘗到筆記甜頭的不只是保研成功的尋其鋒，還有他的學妹、首都師范大學數(shù)學系本科生劉天賢，她是班里的“押題王”。

“我總能無意中押中考題，其實并沒有多復雜，只是課堂上老師反復加重語氣強調(diào)的地方，我都記下了。”

菲爾茲獎得主文卡特什27歲就成為斯坦福大學教授。上課時，他總是帶著一個有年頭的小本子在黑板上書寫。

有人說，這是他20歲出頭時在普林斯頓大學讀博時所做的課堂筆記，后來直接將這份筆記用于授課。

目的性之外，“做筆記還是大學時光的永久記憶”。

山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王德華印象最深的是自己的本科教師——山東師范大學生物系教授馬慶福的無脊椎動物學課堂。

馬慶福用手繪出蟲、蝦、蚤等，所繪圖形并不復雜，只消兩三筆動物形象就躍然紙上，精細到每個器官、血管等內(nèi)部結(jié)構(gòu)。

“倘若課堂上筆記記得不好，或教師沒有這樣的魅力，很難有深刻的記憶?！蓖醯氯A說。

然而，如今一些中學生，尤其是重點中學的學生對任課教師缺乏尊重，認為教師不如自己。

這種情緒帶到了大學之中，就出現(xiàn)了學生嫌棄北大博導本科不是出自名校等新聞。

“光讀書不足以成為大師，更重要的是與導師的交流。而重視導師才會記筆記，特別是導師講授的內(nèi)容在全世界獨一無二?！蓖跤罆熢诰€上交流時說。

著名數(shù)學家張壽武曾跟隨菲爾茲獎得主、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法爾廷斯學習了一年。

法爾廷斯曾對張壽武說：“我要開一門課，你記一下筆記，整理完后，我們一星期見兩次，對照筆記?！边@份由張壽武整理的筆記后來被作為專著出版。

“本科是訓練讀書能力的階段，研究生是訓練讀論文能力的階段。少數(shù)學生中學時就把讀書能力、筆記能力鍛煉出來了，但對于大多數(shù)學生而言初入大學時并不具備這些能力，所以學生大一時不會做筆記是正常的?！?/p>

王永暉說，“雖然聰明的學生不記筆記也能高分通過本科階段的考試，但再聰明的學生遲早也會有遇到‘天花板’的一天，因此鍛煉做筆記的能力宜早不宜晚。對于多數(shù)人而言，最好的時機是本科階段。這與本科階段的教學目標也是相輔相成，讀書能力是本科階段的教學目標，至少是學術(shù)上的教學目標?！?/p>

有效的課堂筆記如何做

手抄筆記、電子筆記、思維導圖、分類筆記法、卡片筆記法、康奈爾筆記法……什么才是最有效的筆記形式？

宋東清在《問題意識對學業(yè)成績的影響：筆記策略的中介作用》一文中指出，只有感受到能“助益自己筆記效率”的策略，才最有可能成為優(yōu)先使用的優(yōu)勢策略。

華羅庚提倡讀書要“由薄到厚”“由厚到薄”。

而筆記正是體現(xiàn)“厚”的過程，當然“厚”并非不分場合。

在王永暉看來，課堂時間與課后時間（包括讀書、寫作業(yè)等）的精力分配是1：4，但大部分人只能做到1：1，個別勤學者可做到1：2。

那么，課堂筆記究竟要記什么？

王樹義告訴學生，自己的幻燈片可分享，凡是屏幕上的內(nèi)容都不用做筆記，“學生應該記沒有出現(xiàn)在屏幕上我所提點的內(nèi)容，以及自己的思考”。

在他看來，課堂給學生帶來的感悟與沖擊是轉(zhuǎn)瞬即逝的，捕捉下來就能夠形成頓悟，對后面的學習非常有幫助。

劉天賢對此很有感觸。有一次，王永暉在課上問過一個“大開腦洞”的問題——數(shù)學里是等式比較重要，還是不等式比較重要？“我聽得云里霧里，覺得都重要，但王老師告訴我們，數(shù)學中等式遠遠比不等式少得多，等式更能精準地研究問題，比較適合本科生學習。

從此，學習數(shù)學我有了新視野，逐漸發(fā)現(xiàn)各學科都在研究相等的問題，從中可以找到學科間的貫通之處，在學習A學科時聯(lián)想到B學科有類似的內(nèi)容，從而建立起一種連接?！眲⑻熨t說。

“這些話聽了可能課后就忘了，但當時對我有很大的啟發(fā)，所以一定要及時在筆記中記錄下來?！眲⑻熨t說。

根據(jù)教師不同的授課方式，她還采取了不同的筆記形式。剛?cè)雽W的兩三門專業(yè)課采用手記。

但大二下學期，與數(shù)學相關(guān)的課程陡然增加至8門，便采用無紙化記錄，既減輕了筆記重量，也方便與同學共享。

英文專業(yè)課不似中文專業(yè)課更容易留下印象，“課上，我選擇記在頁面的左右側(cè)”。

這門課同時有板書和PPT,劉天賢選擇MarginNote 3 軟件，不僅可以直接搜索英文，還可以把PDF輸進去，隨時插頁記錄想法。

純板書的課程她選擇手記，解題研究課程則直接在教材上做記錄。

在她向《中國科學報》記者展示的筆記中，還有用色筆標出的重難點、課上拍下的圖表穿插其中。

“筆記策略的應用，也說明了學生的問題意識?！痹谒螙|清的調(diào)研中，大學生常用的筆記策略達９類之多，其中顏色標識、再現(xiàn)圖表、簡單枚舉式提綱、補充教材知識是大學生做筆記使用的優(yōu)勢策略。

“問題意識對學業(yè)成績的影響以筆記策略數(shù)量為中介。問題意識水平越高的學生，越是主動嘗試筆記的各種方法，其使用筆記策略數(shù)量越多、學業(yè)成績越高。”

可以作為佐證的是，劉天賢也是首師大一等獎學金獲得者。

“筆記×”才能發(fā)揮作用

相比較課堂筆記，課后筆記往往容易被忽略，但更能決定4年后的你。

尋其鋒的筆記重心在課后，在課上他只做簡單記錄，把更多精力用在聽課上。

“這些筆記是我課后看教材，整理概念、定義，把習題答案重新整理了幾遍（當時習題沒有答案）而形成的，更像是回顧課堂內(nèi)容制作而成的總結(jié)性文檔?！彼ρ?，在課上做筆記這件事上，男生不如女生勤快。

“憶篩×筆記”是王永暉推薦的一種課后復習方式。

“憶”就是回憶，“篩”是篩選出未知。

其形式有點像康奈爾筆記法，分為若干個區(qū)域，先篩出未知內(nèi)容，這時學生不是馬上去看書、看課堂筆記找回記憶，而是通過關(guān)鍵詞、關(guān)鍵句在已知與未知之間搭建一座橋梁，一點點復原。

“這個過程要求我們不斷修改關(guān)鍵語、關(guān)鍵句?！?/p>

“如果筆記只是把書上、課堂上百分之百正確的內(nèi)容抄下來，憶篩的過程則為零。

零×筆記的最后效果還是零。”王永暉告訴《中國科學報》。

而經(jīng)歷了憶篩×筆記，學生花在復習上的時間少了，用于提高的時間多了，像尋其鋒這樣的學生就敢大膽地去考北大、中科院的研究生，否則可能連考本校都不自信。

他補充道，憶篩最早形成于華羅庚在數(shù)論導論上的“復盤”，后人把它變成一個操作性強的格式，其本質(zhì)相同。

“學生在課堂中產(chǎn)生的新問題，如果不記筆記下課可能就忘記了。而他做了筆記，課后在翻看筆記時，還會下意識地加工這個問題。”

在宋東清看來，筆記的中介作用不可或缺，把筆記納入平時考核成績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動學生記筆記?！疤貏e是基礎(chǔ)課更應該重視筆記考核?！?/p>

王永暉認為，有條件者還可以實現(xiàn)“憶篩×筆記×演講”。他沒有單獨考核筆記，而是采取了答疑演講制。

“不是一上來就看學生的筆記有多漂亮、多厚，而是讓學生把筆記中的一段內(nèi)容抽取出來，合上筆記，在講臺上重新復述出來，如此才算作成績。后期再看學生的筆記，如果書寫得更加完善，教師還會酌情提高一些成績?！?/p>

在他看來，如此考核才更容易規(guī)避筆記形式主義，讓學習內(nèi)化于心。

《中國科學報》 (2021-09-28 第5版 大學周刊)